《易经》对企业变革的影响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真正思想解放，与时俱进。《易经》第一个卦是干卦，就代表创造，“大哉干元，万物资始乃统天”，干卦代表天生万物，创造没有止境，自强不息，但到最后一卦仍叫“未济”，代表创造没有停止，充分象征永远创新的开放精神

什么是公司百折不挠、基业长青的核心驱动力？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冯沪祥教授看来，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精神气，在于心学。冯教授历任蒋经国秘书、原“立法委员”、中华两岸和平促进协会会长、两岸文教经贸交流协会名誉会长以及多所大学讲座教授，他早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

忧患意识、坚忍自强、谦卑为怀、沟通为要、以人为本、与时俱进、和谐团结、力行实践……这位深谙国学的台湾著名学者，以《易经》为体，义理为纲，对记者详加阐述《易经》对企业管理的现实价值。早年出版过《易经生命哲学》、《中国文化哲学》、《中国管理哲学》等60余本中英文著作的他建议企业家，不妨抽出时间读一读《易经》，或者翻一翻受易经影响极深的曾国藩的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这对当下的企业家尤有裨益。

记者：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等《易经》内容很容易被符号化，如何把这种义理精神真正融入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去？

　　冯沪祥：最重要的是忧患意识。我认为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一样，忧患意识是动力。孟子说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每个人都要有一种自我的警觉、自我的要求，这就是忧患意识。这是源自内心的。现在很多管理讲各种战术，各种方法技巧，这都是外在的，外在的东西学得再多，而内在没有觉醒、没有自立自强是没有用的。有了忧患意识才会真正有动力。

　　成吉思汗从最初的一个草原小部落被欺凌，到最后建成一个那么大的王国，就是因为有忧患意识，“心中永远想到敌人”，这是很好的启发。原来白手起家做苦工的，感觉到不能一直被欺负，才会有奋发的动力。受了别人的气，自己才有争气的动力。不能有暴发户的心态，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更要谦虚警觉，所以忧患意识产生了“自强不息”以及“厚德载物”乾坤两种精神。这个自强就是说自己要强大，不是靠别人强大。而且要不息，不只是五分钟热度。“厚德载物”就是要有坚忍的、很厚重的胸襟，要能够忍辱负重，不能忍辱就不能负重。

　　我自己的体会是，生气没有用，生气不如争气，悲愤不如发愤。当你失败的时候到处受气，当你借钱的时候到处受气，这就需要把悲愤化为力量。所以要有忍辱负重的精神素养。企业界要讲精神素养，这是心学，即心灵的学问。

　　记者：您刚才讲到了心灵的学问，那么体现于外在，例如当下的经济环境中，企业家应当如何进退呢？

　　冯沪祥：外在的态度也很重要，谦卑为怀，一定要谦虚。谦虚才不会成暴发户，才不会目空一切。谦虚才能去倾听员工的声音，和员工打成一片。越居于高位的人，越要有低姿态。企业家要把客户当成上帝，至少是“衣食父母”。意思就是要多了解客户的心声，以客户的心为心，这都是中国的国学，用老子的话是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。

　　作为领导，没有自己固定的成见，人民说怎么做，我就跟着怎么做。所以，领导有两种，在中国国学里也都有：一种就是follow me，跟我来，身先士卒；另外一种领导是after you，你先请，人民走在前面。我跟在人民后面走，追随民意民心，不是说我比人民更高明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要做好一个倾听者，有谦虚才能沟通，有沟通才能真正倾听。好的领导人一定是好的“倾听者”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“苦民所苦，将心比心”。

一个好的董事长应该是这样。所以，这个是“谦卦”，谦卦是“山在地下”，董事长的经验当然比一般员工多，可是在员工前还是要谦卑地请教员工意见。他可能看得没你那么广，可他所看到的部分，可能是你所看不到的死角或盲点。

　　另外一个就是“泰卦”，泰卦就是天到地下来，地到天上去，整个颠倒过来。大陆讲辩证法，要从正反两面论辩，凡事不要只听一面意见，也要听反面意见，正反合。很重要。我觉得现在还可有一种“中国特色的辩证法”，中国特色即相反而相成。如一阴一阳就是相反相成。反面意见常常可以激发不同的思考，但正反双方都应为共同的成功和谐努力，所以，相反为相成，不是相反相斗，这与西方不同。

　　记者：创新、转型、生级、变革，对这些让企业家费尽心力的挑战，《易经》给了我们怎样的指引？

　　冯沪祥：很多人都在口头上说创新，但容易成为口号，成为空话。《易经》所说“生生之谓易”，就是创新。《易经》的核心精神就是创新，如何创新？首先就不能受制于旧观念，如果条条框框太多，就会束手束脚，无法创新。

　　里根总统最后一次国情咨文，讲他的治国哲学就是老子哲学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意思是治理大国要如清炖小鱼，要尊重小鱼的原味，不能折腾人民。引申义就是，治理一个大的国家要尊重人民的潜力，真正的智慧是藏智于民。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。里根的自由经济来自于老子哲学。

　　一个大的公司也是如此。就是要尊重各部门各专业的潜力，能够授权，能够尊重不同的人才。不是老板一个人总觉得我比你们谁都强。所以公司行政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要。若行政懈怠、缺乏监督，用左手监督右手是不够的。

　　关于《易经》对企业变革的影响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，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真正思想解放，与时俱进。《易经》本身就很有开放性，真正做到思想开放，《易经》第一个卦是干卦，就代表创造，“大哉干元，万物资始乃统天”，干卦代表天生万物，创造没有止境，自强不息，但到最后一卦仍叫“未济”，代表创造没有停止，充分象征永远创新的开放精神。

　　记者：这要求企业的领导者更应具有企业家精神，而企业家精神在当下显得很欠缺。

　　冯沪祥：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一个褒义词，企业家之所以区别于奸商，一个最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为了公益，不会只为私利。做生意，当然很多为了赚钱，赚钱的人很多，但不一定是企业家。因为企业家精神，一定要有公益的精神。公益有两个意思：一是为公众利益，我赚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赚钱；二是公平正义，我赚钱的手段是正当的。这才符合程序正义和社会公义。

换句话说，企业家精神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，有时代使命感；不能出现黑心产品。如果很多企业一起上进，就能推动整个国家上进。企业不能只为了自己私利，私利只是一小步，只是独善其身，还要兼善社会、兼善国家；赚了钱要回馈社会，要报答国家，所以应设立慈善基金，并培训社会人才。

　　既然讲企业家精神，就不能仅限于战略、战术层面的内容，还要有更高的精神高度与目标：第一为了公益，包括社会公益、国家公益，甚至是全世界的公益；第二为了公义，各种公平正义，还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公义，要能环保。所以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义利之辨、公私之辨。完全无私也不可能，但是不能以私害公，因此要同时讲企业伦理，讲社会公德心。

　　记者：不少东方企业的管理大师似乎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，这对中国企业家而言有怎样的借鉴？

　　冯沪祥：他们都很尊崇中华国学。像日本，事实上从明治维新开始，就很注重学习王阳明的哲学。阳明哲学强调实践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，说了就做，不能说了不做，如果不行，只是不知。所以孔子说，“听其言、观其行”，很早就强调言行一致，要能“笃行”。我们现在很多企业，即使签了合约也不算数，没有信用，这就不能成功。

　　孔子说“民无信不立”，学生问他“足食、足兵、诚信”都很重要，若一定要去掉一个，去哪个？孔子先说去兵，若再去掉一个，去哪个？孔子再说去食，连国防和经济都可不要，但是信用一定要，因为民无信不立！讲话要算数，要讲诚信，这就是企业成功的第一个基本条件。

　　因为知行合一，所以才能注重细节、做事彻底、要求精细。日本很多产品都很精致，注重质量，均从这而来。即使庭园都搞得小巧玲珑，是从宋代学的。我们看，日本学了中国国学，变得强大了，却反过来欺负中国，中国很多人却不懂国学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重大事情！

　　尤其，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，但他多半是从儒家学来，有时兼学道家。所以他说最钦佩中国的“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”，这就是创新的精神。另外，松下幸之助同时也具有企业家精神，他说为什么创办松下的公司？不是只为他一个人赚钱，他的使命感，就是想消灭日本社会在战后的贫穷。所以他能不断地自我改进，这样就能带动社会求上进。如果这种企业家越来越多，整个社会就会更繁荣了。

　　松下幸之助也曾引用孔子强调的要有“天命”的观念。他说这对他很有启发，所以如何认识自己的天命、如何立大志，完成上天交付的使命，对企业家来说，是最重要的精神动力！

　　因此，我鼓励大家能多看《易经》，如果《易经》看不懂，就先多看曾国藩的书，因为他写的很多经验，都是来自《易经》的内容。大家多从《易经》看管理之道，把国学的传统智慧活学活用，用理论联系实际，相信企业一定能够管理成功。